略论“汉铸印”审美价值
“印必宗秦汉”寥寥数字道出秦汉印在中国书法艺术殿堂里的重要地位。
自文彭首先以冻石为刻印材料代替金属材料（如铜）之后的四百年来，文人墨客风起效法，产生了以后的篆刻名家和明清、现代流派。由于刻石的工具和材料和秦汉铸印不同，两者成印的工艺过程更是大相径庭，所获得的印章效果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就法古而言，自尊神形兼和遗貌取神地摹仿一方印，对古印的成印方法进行一些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众所周知，汉铸印多为白文，它庄重、古朴、雄浑，自然而又不乏内涵，越品味越富天趣，真可谓神完气足。明人顾苓仿汉很有心得，他说：“白文转折处，须有意，非方非圆，非不方，非不圆，天然生趣，巧者得之。”笔者以为，顾苓是深知汉铸印成印之法的。
印学论著中率先谈及铸印的元代吾衍《学古编三十五举》。他说：“朝爵印皆铸，盖择日对拜，可缓者也；军中钱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明清及近现代不少印学文化著都承绪其说。这就逐渐形成“汉代文官印文都是铸的，武官印文多是凿的”的历史成见。其实，并不尽准确。
传铸印方法有二：一为“拨腊法”；二为“翻砂法”。拨腊法即先作腊模，刻文制钮于上，再在腊模外胶泥，并留有孔洞，然后用火烤，使胶模外涂上胶泥，其液沿孔洞流出，此经烧制后空腹之胶泥壳即叫“母范”；纯范制成后，现浇入熔化了的铜汁，待冷却凝固年事已高，打碎母范，印即铸成。“翻砂法”即类如现今工厂翻砂铸造工件。我常见汉武帝元朔三年（西元前126年）制作印钮的铜质母范，开如敞口方盒，盒底中部突起印钮模型，引系翻砂而成。在此母范内填以胶泥，胶泥脱离方盒，即成空腹的内有印钮腹的内有印钮型制的“子范”。再从子范印钮即制成。此母范可成批制作印钮，供刻凿印文之用。又常见汉代铅擀铸印两面印母范，一面作“阴馆令印”，一面作“下曲阳丞印”，印文阴刻，印面与通常印同，厚不足一厘米。此与故宫博物院藏汉新莽时石质铸印两而母范“洽平马丞印”、巩县徒丞印“质地虽异然相同，均是铸造印面文字的母范。联系上述制作印钮的母范，一并浇铸。即成印文与印坏俱全的铸印。
出土的金属质地的汉印，精巧工整的粗白文占有相当规模多的数量，其印面不过二厘米左右，一般安排四个字，有的繁笔划的间距阳文线条细雨若毫发。按照铸印成品必还原子母范的原理，则在质地糯软的如许小的腊模上刻汉出如成品那样的印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看来，腊制母范铸造印坯是可以的，但铸造印文是困难的。铅质、石质母范上固然可以刻治印文并与印坯一并浇铸，然浇铸后的“铸印”忙乱模糊板滞，仍需用刀刻凿修整。审汉印中精巧工整的粗白文，有的笔划转折锋芒及字口处，刀凿痕迹稳约可见，有的笔划则因重加修刻，刀痕隐藏，若被人误为纯出范铸，忽视沿有“再加工”过程。
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一书中说：“凿印印文有工整与粗率之分。工整者和铸印相似”，这种“与铸钱相似”的工整的凿印，我们往往误认为与印一并浇铸的。下如王献诏重重在《五灯精舍印话》一书中所言：“印有满的文者，笔划极粗，观者易误为铸文，其实亦出刀刻。“联系邓散木先生在《篆刻学》一书所说的”平正之凿印，实两凿成文者耳。“亦与铸印相似。王献唐先生又说：“凡文官授职可从容刻印，故文官之印，十九工整；武官授职，军兴急迫，无暇精刻，则草率出之，故武官官印十九草率。吾邱子行但以草率为鉴，不知工整者亦出刀刻也。”沙、邓、王三先生的卓识确胜前一筹。
考元代以肖的史籍，多外皆言刻印，不言铸印。宋代司马光《次治通鉴》中有：“。。。。其累累群竟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史记淮南王传》中有：。。。。王乃使。。。。。亮，并刻（孙）权印，以置（陆）逊所。“《汉书。韩信传》中有”当对爵，刻印坑，忍不能予。等等。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对照研究，汉印中所谓”铸印“，可以说基本上是在铸就的印坯上刻凿的，只因刻凿的精巧工整，面后人识以为是印文与印坏一开浇铸的。元代吴衍由于见识上的局限，而导致了以讹传讹。
铸印的成印方法已基本明瞭，但其神出鬼没何在？其形何？实难以用言词表达清楚。因此，只有在仿汉过程中细察个中三味，才能能动地把握印章的神与形。近人以刀刻石，远较铸印来的简单，但要达到铸印的艺术效果，又决非易事。以何种刀法仿汉铸然，神采飞扬；黄牧甫用冲刀治印方入圆出，以巧为拙，锆锐凌峭，皆卓然大家，后世师表。笔者以为，仿汉铸印用刀宜涩，刻出的线条应变化生动而又作任其然，切忌刀刀雷同，笔笔板滞，空守其形，毫无生气。梁退庵先生辛辣地讽刺：”以为在黑添方几上贴四张圆纸，就说成是“田”字，指的正是摹汉印守形去神者。熟悉秦汉法度的黄牧甫先生，守法不拘泥于法，唯形取神，勇辟蹊径，为我们仿秦汉、守传统、创新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总结前人经验，敢于探索，为使秦汉印的优秀艺术传统，派生出更加光彩夺目篆刻新花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郑辉捷 2006年 于广东从化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