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攀险峰，激励后人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胡锦涛同志则要求创新者：“创新要敢为人先”。这一个“敢”字集中地反映了创新者可能遇到的所有风险，包括命悬一线，以身殉职。“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谚语警句也都告诫人们不要出头争先，否则就会遭“枪打”被“风摧”。著名书画家吴冠中说：“艺途真是没有捷径，唯一的正道是创新。”他又说：“创新是探险，历来真正有创新贡献者，全来自实践，且大都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原江苏省委副书记，现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任彦申同志过去曾在清华、北大担任过多年党委书记，对人才有深入研究，他在最近出版的《从清华园到未名湖》这本书中说：“人们常说‘人才难得’，其实一般的人才并不难得，真正难得的是那种卓尔不群出类拔萃的将才、帅才、创新人才、天才奇才，这种人才之所以难得，一是因为稀少，二是因为凡眼不识，世俗难容。”“那些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具有超人的天赋和智慧，他们在人类未知的世界中摸索前进”，却“常常被视作‘异端学说’，受到压制。比如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而人们骂他是魔术骗子，几乎把他置于死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却被人攻击为‘犹太人危害世界的阴谋’。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开创了人类航空史的新纪元，而当初也遇到美国科学界和舆论界的封杀，被迫移居法国继续他们的飞行试验。”“自古以来那些具有非凡创造力的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大多是在逆境中奋斗的，夭折的比存活的要多，被埋没的比被发现的要多，不得志的比得志的要多，不少杰出人才的价值是在其死后才被人发现的，时间越是久远，他们的价值越加充分地体现出来。”元代的许明奎则认为人才的最大危险来自于权力人物的嫉才如仇的心理。他在《劝忍百箴》这本书的“妒之忍第三十四”中举出了四个骇人听闻的例子：1、南朝的肖绎忌妒刘之遴的才能，而用毒药将刘毒死；2、隋朝的老儒们忌恨年轻的孔颖达学识超过了他们，而派刺客把孔刺死；3、南朝的王僧虔以善写隶书闻名，却遭到宋孝武帝的嫉妒，便故意把字写得苯拙可笑，才免于一死；4、隋朝的薛道衡文才出众，却受到自恃文才天下第一的隋炀帝的嫉恨，而借故将他绞死！

上面的例子说明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是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进步的灵魂和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但他们人数极少处于弱势，极易受到伤害；而嫉妒之心又人皆有之，极易受到权力人物的利用，对其进行封杀，以至于伤害他们。这在文革期间对开国元勋、“三名三高”们的批斗中表现得尤其惨烈！任何一个创新者如果失去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法律的保护，都会被埋没，以至难以生存。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如何才能使所有的创新人才不被埋没，都能活着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倘若这一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一旦时机成熟，权力人物就很有可能“发动群众”，重演文革的悲剧。

书法创新很难，而笔的发明则更难。谷元英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而他又是一个孤老残疾集于一身的人，可想而知他在二十年的翰墨创新中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啊！尽管他这“一片行将飘落”为弘扬民族文化燃烧自己全部赤诚的“霜叶”随时都可能被“风”吹落，被“雨”打下，命悬一线，但他目前仍在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鼓励自己；任凭“暮色苍茫”，“乱云飞渡”，险象环生，你都一定要攀上最高的险峰，从容不迫，匠心独运地去创造书法艺术的“无限风光”。他一方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后起之秀超越他，另一方面他又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地勇攀险峰，他这是在以他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激励后来者：要超越我，你们就必须付出比我更大的努力，鼓起比我更大的勇气，锤练出比我更强的坚毅才行。

谷元英集孤老残疾于一身，却创造了集笔的发明，书法创立、书体创新于一身的创新成果。这是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才能发生的奇迹，它是一首改革开放的颂歌！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在中国只有一个弱中之弱的谷元英，对弘扬书法做不出多大贡献。但他寄希望于后来者。如果将来能有三五十个年轻健壮的“谷元英”，每人都能发明一种笔，创立一种书法，创新一种书体，那我们中国的书法就一定会超越古人，创造现代新辉煌！一个万紫千红的书法创新走向世界的春天，就会载歌载舞地向我们走来。

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说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光靠科技、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因为科技、经济是没有国界的，任何国家都可发展，而只有中华文化才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属性，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大力弘扬书法艺术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使其能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伟大复兴。

          为弘扬书法艺术而进行翰墨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的中华文化的复兴工程，它是大有可为的！